为了讨回清白，孙中界割腕断指，张晖坚持喊冤，即便权力部门傲慢地颠倒黑白也不放弃，终于赢得公正。按照往常的惯例，他们只是“会叫的鸟儿有肉吃”，是弄权者运气不好碰上的特例，其他情况依然照旧。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不同，前天已有上百名“被钓”司机聚集在南汇区执法部门，要求同等对待，退回罚款。

据报道，对这些案例怎么处理，官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猜想官方还在估量事情会闹得多大，或者能不能控制舆论，然后给出应对办法。孙中界和张晖所得结果，就是因为事情发展到超过地方官员承受力的地步，否则他们不大可能主动认错道歉。尽管我们可以说，他们学会不再粗暴武断地做一个结论，而愿意掂量事情的分量，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但是这种做法也等于在鼓励闹事——若干群体性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一次，上海能否吸取教训，在事态恶化之前，就妥善地公正地处理好问题呢？让更多的指头活在世界上，毕竟是一种善行。

大多被钓司机和孙中界及张晖的情况不同，我猜测其中以真正的黑车司机为主——这种猜测目前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我不愿意把上海执法部门想得全无人性——那么他们是否无辜呢？

有一位杨姓黑车司机对记者说，“我违法，执法大队可以罚我，执法大队违法，是不是也该受处罚。”这句话得到网民的认同。其实，严格从法律的角度说，他真是太谦虚了。他平时的确开黑车，但是执法者要来罚他，需要法律承认的证据。既然他遭遇“钓鱼”，可见执法部门并没有掌握别的证据；而“钓鱼”又属于“不正当取证”——这只是上海官方的护短说法，其实何止不正当，根本就是涉嫌构陷别人的犯罪——那么执法部门根本就不可以罚他。但是执法部门“钓鱼”已是一种公开的事实，他们显然不能道歉了事，而应该退赔并受罚。

让更多的“被钓”司机获得退赔，在中国的现实中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它让公正不再孤零零地存在于特殊的个案之中，而追求更普遍的意义。谁闹得凶谁都获得公正，对于个体来说固然是一种应得的补偿，但是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公。很多人甚至会反过来厌恨抗争者，正是抗争者不屈不挠的维权，让自己已经隐忍的伤口重新疼痛起来，也显出了自己的渺小。在合理化自己的隐忍的时候，必然要将抗争者的勇敢负面化。假如因为一个人的抗争，多数人都获得好处，这不仅是将公正扩大化，而且让大家都意识到抗争的价值。

从官员的角度看，只有普遍化才能让他们有所警醒。事实上，官员们并不害怕那些偶发的个案，尤其是以赔偿为目的的事件，反正钱又不从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他们甚至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赎买自己的安稳。所以就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协议书，该赔不该赔的都在赔，该赔的也要附带不公正的条件。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闹得厉害的就多赔，闹得轻微的就少赔，不闹的就不赔。假如公正实现普遍化，那么官员们要用钱敷衍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上海市政府已经说了，要追究当事官员的责任。从道理上说，责任的大人跟公平的扭曲程度相关。但是实际上，官员所受的惩罚如何，要看他对官方造成的损失多大。国家赔偿虽然花的是公民交纳的税金，但毕竟是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而且用钱之前没有预算民主，用钱之后没有财务公开，那还不跟自己家里的钱一样？普遍赔偿之后，上级官员一定会感到心疼，从而让责任官员真正受到一点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