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史因素的发展特点的研究。在中国思想特色的理解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对中国思想性因素的成熟与发展过程的整体特点的研究，还有不少可以拓展的空间。中国思想的创新大体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连续中求创新。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所有创新都须落实到中国文化的基本经典。思想上的创新只有在经典中得到体现之后，这种创新才得以确立。中国文化理念的革新，很少采取西方那种通过法典使创新性思想观念得以制度化和普世化的模式，而是更加重视通过经典这个纽带，重视将创新性思想凝结在经典之中，通过已被重新诠释的经典的传播与普及，在逐渐形成对经典意义的共通性认识中达到对创新性文化理念的领会和消化，从而使创新性思想深入人心。二是对社会存在的思考是思想创新的基本动力。中国思想虽有对于自然世界的思索，但整体来说，中国哲人研究自然世界，并没有走上科学分析之路。他们探讨自然世界的运动规则，着重点是为人类社会政治和伦理生活立法，是为了建立政治、伦理生活的理想方式，是为人类精神生活寻找支柱。因此，与西方面对自然而认识人类自身的传统不同，中国思想的主流不是因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而升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相反，它主要是因为对人类自身的认识的升华，促进自然认识水平的提高。天人之际的问题与社会政治伦理紧密相连。人们是因为出于对人事的关怀，而去探求天人关系，探求天道。如果不能满足人事的需要，对天道的探求就失去了意义。三是有由老子而庄子的发展逻辑。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思想往往能准确预见新的发展可能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如同没有老子，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中国思想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的内心实现自由。如同战国时期，庄子通过对政治的本质的深刻反思，认为绝对不存在理想的政治，因而对社会变革的前景充满忧虑，认为最要紧的是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中国思想性因素的发展往往走在精神认识上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思路，心性论色彩十分明显。对中国思想创新的这些特点，需要有新的提升。

第四，要加强对中国思想性因素传承创新的可能途径的研究。刘述先在讨论其系统哲学时曾经提出：我们如何才能为丰富杂多的世界人生的内容寻觅到一个共同的根源或基础？“我们有没有可能建构一个系统来涵盖世界人生如此丰富杂多，乃至表现了深刻的矛盾冲突的内容，把它们熔为一炉，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却又井然有序，分别在这个系统之内得到它们适当的定位？”他的这一构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目标有相通之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在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过程中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