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他的通识和器局，在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寿彝关于处理国土问题的历史观，对新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

上面这段话，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显然，白先生的民族观的核心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开篇即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论述。白先生的这一民族观，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1951年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指出：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说，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个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尽管我们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到解放。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经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场上得到解放了。

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等号。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们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后一个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们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

从这三点来说，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

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