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方面讲，政党一旦被制度所规范，其功能和使命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宗派性的部分”角色向“作为整体的部分”的角色转换，从分散性、甚至是分裂性的力量向表达性和整合性的力量转化。萨托利认为，现代政党正是因为实现了这种转化，才逐渐从被人们唾弃的对象转变为被人们承认和接受的对象：“伴随着民主化过程，政党成为表达的手段。同时，恰恰是因为政党为表达、沟通以及实践被统治者的要求提供了渠道，负责任的政府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应型的政府。那么，正是从宗派到政党、从负责任的政府到反应型的政府以及从议会党到选举党的渐进性的、自我延续的演进，才确立了政党的基本功能、功能角色和体系地位———简而言之，确立了政党所赖以存在的理由。”[1](P56)这样的政党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多少都包含有积极的功能与作用，不仅把“混乱的公共意志组织起来”，而且使“大众的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成为可能。③所以，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不管政党制度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形式确立，其内在的倾向都是共同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国家整合，减少党派的无序纷争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分散和国家分离。这也就意味着政党制度的形成，既是基于国家立场的政党合法化过程，同样，也是基于国家立场的政党整合过程。至于最终形成的政党制度是什么样的形态，显然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或主观好恶，因为，这确确实实是国家与社会长期互动的产物。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政党制度选择中，就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两党制，但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没有走出“一党独大”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形成，不仅与日本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而且与日本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有关。[3]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政党制度的确立不仅与国家建设有关，而且也必然与民主建设和发展有关。因为，政党制度直接关系到政党合法性、政党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分配。但在政党制度与民主发展的关系上，人们常常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认为政党制度应为发展民主而设定的，要发展民主，关键就是变革政党制度，以便给政党以自由，给民众以自主的选择。于是，多党制就几乎成为了民主的代名词，成为民主化实践的核心任务和基本目标。这种错误认识的最大后果就是：不是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考虑政党制度，而是为了创造民主而选择政党制度，而且是在一种政党模式上选择，那就是多党制。这种为民主而民主的政党制度(或者说多党制)必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政党制度(多党制)创造出来的多元的政治结构和民主景象，将可能使国家发展失去其内在应有的整合性，使国家的制度建设与一体化发展无法形成良性的互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多党制所带来的民主化，毁掉的不仅是国家建设，而且是民主化本身，自然也就包括多党制本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值得我们去很好反思和研究的惨痛教训。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不是说多党制就一定与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一体化水火不容。有些国家之所以实行多党制，是因为其内在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多党制更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协调与平衡。显然，这种多党制不是为民主而民主的结果，相反，是力图将客观存在的多元政治力量都能够通过共同的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整合到国家建设中来的制度安排。法国的多党制就是国家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法国的历史与现实表明，要让法国这样在历史上形成了极为复杂阶级结构的社会放弃多党制度，不是政治上集权，就是社会失衡动荡，法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实行多党制是使法国国家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法国的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并不因此停留于多党体制，法国还是努力寻求如何在多党体制基础上创造更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更为有效的国家整合。为了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国家的持续性，政治机关的稳定性，政府行动的有效性”的新体制，[4](P397)戴高乐总统创造性地创设了“半总统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多党制所可能造成的政局动荡。“半总统制”在补救多党制不足的同时，实际上也为多党制与现代国家建设所追求的一体化和制度化实现更好的结构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制度途径。法国的生动实践再度说明这样的道理：即使是多党制，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其内在的倾向依然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协调与国家的整合。这也就充分说明政党是基于社会的转型与分化而诞生，而政党制度则是基于国家建设和发展而确立。